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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以前，中国的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保持顺差，牢牢攒着话语权。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寻求管道引种，没想到到手的种子不是被煮熟的、就是被毒死无法发芽的。直到罗伯特·福琼乔装打扮，从安徽和武夷山拐走大量茶苗和靠谱的种子，才打破中国把持茶叶资源的贸易僵局。据《东华续录》的记载，在洋人还不懂种茶的时代，中国茶不管品质高低，一担随便都有五六十两到七八十两的卖价，还可附加百分之五的出口税。
18世纪中叶以来，国际茶叶贸易以红茶为主流，市场需求量大。福琼说，当喝茶变成英国和殖民地人们生活必需时，大规模、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就不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了。1870年后，英国开始将茶叶贸易的注意力转向其殖民地印度，逐步降低对中国茶叶的贸易依赖。而同一时期，中国对美的绿茶市场，也因质量参差，被日本趁乱劫走。中国绿茶外销凉凉了，而国际市场对红茶的热情依旧不减。穷则思变，“绿转红”似乎成为中国茶发展不可逆的唯一选择。
这时候，还能在印度红茶、锡兰红茶的夹缝中逆袭的，大概仅剩祁门红茶了。
中国红茶的逆袭
在中国茶的历史长河中，祁门红茶的位置是很尴尬的。1875年创制至今还不满一个半世纪，非但没有动辄千年的典故可以依托，而其因应商贸而生的背景，与避谈商利、清高自守的传统文人形象，似乎也有一丝违和。
说白了，祁红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文人雅趣，而是来自于贸易市场的需要，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还经历过茶农、茶商、洋行之间的尔虞我诈。吴觉农先生在《祁门红茶复兴计划》中提到：洋商操纵祁红的价格，每年最早运达上海的祁红价格极高，过两日即下跌三成，再过两日茶价已不足一半，不仅定价随洋商所欲，行业内还有“吃磅”的惯例，不论茶的品质如何，出货时必须多给2.5%至4%不等的补贴，且这种盘剥并不仅止于洋商，茶栈、茶号、茶农之间也存在着大鱼吃小鱼的关系。——这和中国传统茶饮惯以文人小情趣闻名的设定压根相反，还多了几分庸俗的气息。
庸俗与入世救赎或许是一体两面，祁红一反中国茶含蓄内敛的高冷气质，为中国红茶的发展立下一块崭新的里程碑，靠着高扬的香气走出国门，拿下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和印度大吉岭、锡兰乌瓦并称世界三大高香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