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民国时期二郎山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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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到多营镇还有一位姓牟的“茶背子”，不顾天下着蒙蒙细雨，朝红开车载着我们赶到多营镇。
多营镇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在此安营驻扎，营帐连天而得名。多营离雅安十分近，曾经是过去雅康线人力运茶“小路”，它是离开雅安翻二郎山前往打箭炉的第一站。当年茶背子背着两三百斤的茶包，从雅安到多营，要走上整整一天。如今汽车飞驰，只需半小时就可抵达。半路上的公路边有一片新建的“茶背子”群塑像，是根据雅安茶厂发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照片复制的。它在纷纷洒洒的雅雨中挺立在翠绿的山谷里，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沿着泥泞的小路，拐弯抹角走进下坝村，村民听说我们要找背过茶的“茶背子”，立刻高喊着：“牟文严，牟文严！”并指引我们走到一座破旧的农家屋前。一位瘦削的老人病恹恹地从屋旁绕出来，不管街对面一个似乎是其亲戚的农妇嚷嚷着“你们采访给多少钱”，径直为我们开门。他就是“茶背子”牟文严。
走进屋里，黑洞洞、冷清清的，农具和杂物随处摆放着。开了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才让屋里稍微有了些生气。老人客气地拉出小板凳，让我们坐下，自己则习惯地落座到床边的马架子上，和善地和我们摆起了他背茶的“龙门阵”。
“我叫牟文严，多营人，我二三十岁就开始背茶。雅安到康定要走22天。走多功坝、天全、紫石关、烂坝、大人烟、新沟二郎山这条路。背过七八转。去时背得重，走得慢，回来时背得轻，或者打空手，走得快，空手只要两三天就拢雅安。第一天到新沟，第二天过泸定桥翻二郎山就到雅安。
从雅安背拢康定，叫‘长脚’，从雅安背到新沟只要7天，背拢新沟就回来，叫‘短脚’，1946年以后我就只背新沟了。
农村穷。农闲时我就去背茶，找点钱。雅安有30多个茶店子，好多我都背过。‘孚和’、‘恒泰’、‘天增公’，我都背过。每次要找‘顶单’，就是小老板、小包工头，每次二三十人一拨，一天走20里。茶包子有16斤一包的，有18斤一包的，多的背十一二条，有的背8条，还要背路上吃的米。到了康定，号口上交货。原先背茶，是给钱。到了解放前一两年，给米。背一条茶的工钱，是7升米。
那时候背进去的茶，在雅安叫‘粗茶’，过了康定就叫‘藏茶’，里面连茶渣子都要吃掉，不吃茶不行。康定的汉人也要吃茶，不吃就不消化。一过了二郎山，不吃茶就不行，只要时间长了，不吃茶，解手解不出来，干燥，里面都是吃牛羊肉。
茶包子只要一过二郎山，就有香气，香得很，过路的人都闻得到。两边气候不一样。
那时候背茶都穿草鞋，走得远还不敢包脚，一天要穿烂一双。过的小溪小沟、大河大沟，都是‘甩甩桥’，不稳当，铁链子上铺木板，缝缝大，晃得很。有的还是‘溜鸽子’。
背茶的没钱，棒客不抢。棒客一般只抢杂货。但是有钱人有保哨，也不会被棒客抢。
路上背茶的人多，要上百。走得慢的，就歇不到店子。大些的店子歇七八十人，三五个人一床铺盖，发完了就无法住。住不到店就惨得很。前后不到店的，只好在路上歇。
到了康定，就要把竹篾的茶包割开，装进牛皮做的茶包，给牦牛驮。因为牦牛横冲直撞，牛皮包撞不烂，茶包才能到西藏。
有时候，邦达昌的骡马来雅安驮茶，一队骡马上千匹，茶包都是竹篾茶包，骡马听话，走得好，不会撞烂。
当时和我一起背茶的还有个叫李德明的，比我大一两岁。
除了背茶包外，解放军过来的时候，我还给解放军背过子弹。我还是党员，那时解放军还发了枪给我们，半夜听到喊声，就要起来集合出发，没说钱不钱的。
听我们这里的老人说，1935年红军过雅安的时候，他们给红军背过枪和子弹、粮食。
我现在身体不好，有病，在医院医了一两万元钱，还没医好。”
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和诉说，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沉浸在年轻力壮时的岁月里，把那些陈年往事点点滴滴地讲着。其间我们给他录音、拍照，他都没有觉察。我们只是快速地记录和倾听着，偶尔提些问题，尽量不打断他的思绪。
告别的时候，老人显得比刚见面时精神一些，他热情地和我们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