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黑茶——藏茶，起源于藏区先民的生存需求，其时代，至少是在吐蕃时期，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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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茶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蕃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对吐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与吐蕃和亲的直接推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十分自然地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了吐蕃社会。
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传人吐蕃的。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赞普虽拥有中原最名贵的茶、但都不晓其烹饮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之习尚不普遍，至少9世纪初以前，吐蕃人还没有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茶这时虽已输入吐蕃，但还属珍稀物品。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
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丝织品和茶成为唐朝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从寺院到民间
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憎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
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
后来，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医疗保健作用
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众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弥补其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藏人的认识需要和生存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